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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艺术家赵丹，解放前就是世人熟知的电影明星，他在《十字街头》、《马路天使》等影片中塑造的人物形象，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。解放后，他所拍摄的《乌鸦与麻雀》，在周恩来的亲自提议下获金质奖章，以他为主角的《武训传》更是迅速风靡全国，引起热烈的反响。然而，随着毛泽东发动对《武训传》的大批判所导致的风云突变，赵丹的艺术生命也迅速一落千丈。他受到了批判，自1965年拍完影片《烈火中永生》之后，他失去了拍摄电影的权利。“文革”中，赵丹被长期关押，遭到非人的摧残，几乎被整死。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中国面貌大变，赵丹终于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。他兴奋之至，认为自己可以再回到痴爱着的电影屏幕上，可以塑造周恩来、闻一多、鲁迅等一系列光辉的人物形象了，可以自编自导将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搬上银幕了。可是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直至1980年病逝，他始终没有拍过电影，这成为他最大的心病。
病床上，赵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，变得面容枯槁，连说话都非常困难。可是，他内心的痛苦和遗憾却与日俱增，他有许多话想说出来，他有许多困惑想要解开。
为什么“最有能力、最有条件演周总理”的他，却最终在影片正式开拍前被别人替代？
赵丹痛苦地回忆着。
当时，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《大河奔流》，赵丹被邀扮演周恩来。他高兴坏了，对家人说：“把周总理的形象搬上银幕，全国就数我最有条件。和周总理经常接触，我太熟悉他了。我演周总理，不仅形似，更重要的是能神似！因为我和周总理是老朋友了，我最有资格演他。”[1]这是周恩来的艺术形象第一次上银幕，赵丹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其中，没日没夜地研究周总理的文献资料，从自己的记忆以及周总理的记录片中揣摩周的一言一笑，他还不惜整容，在大夫的帮助下把鹅蛋脸变成周总理的方脸……试拍一些镜头后，人们惊呼：“周总理又活了！”可是，影片就要正式开拍了，赵丹却接到不让他扮演周总理的通知。他气疯了，找电影制片厂的领导，甚至找文化部的领导理论……然而都无济于事。最让赵丹怒火中烧的是，有谣言称：“旧社会时，赵丹与江青就有关系……”[2]这本是无中生有的谣言，可是有的领导竟因为这一谣言而认为赵丹不适合演周总理。
……
想到这些，赵丹真是百感交集。他的思绪又回到拍摄《闻一多》的往事当中。
妻子黄宗英为减少赵丹的苦痛，开始动笔写《闻一多》电影剧本。剧本写完后，赵丹的好友、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为一准备拍摄，并决定请赵丹主演。演好闻一多，这也是赵丹的一大夙愿，早在1955年他就出演过一个闻一多式的知识分子，但由于框框限制，他并不满意。这一次总算又有机会了。他再次得到心灵的寄托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角色的揣摩当中。他还特地到天津采访闻一多的夫人及长子，并与闻一多长子闻立鹤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闻立鹤真切地希望赵丹能出演自己的父亲，也相信赵丹一定能演好的（这一事实，系闻立鹤女儿高晓红对笔者所讲）。可是，又是因为某种原因，这一电影也下马了。黄宗英为此痛心：“啊，一个电影艺术家，想演个戏怎么这样难呀！一次次渴望，竟都成了泡影，成了失望。遗憾，多么痛心的遗憾啊！”[3]赵丹的痛苦不言而喻。
……
还有鲁迅，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，赵丹的胡须留了又剃，剃了又留，20年了，他却始终无法实现这一愿望。这对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赵丹，内心真是有无限的痛苦。他一生拍过40部电影，参演过50多台话剧，可是，正当他的艺术经验积累到最丰富的时候，他本以为可以拍出最好、最美的作品的时候，却由于种种框框架架，失去了一次次的机会。
当然，除了框框架架成为障碍外，赵丹无法再上银幕，似乎还有深层的原因，即所谓的“政治原因”。在李辉的文章中，笔者注意到两处黄宗英的回忆。
一处是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赵丹仍被冷落的情况：
迟迟不得平反并受到冷落的赵丹，这时家里来了几位来自江西的客人，他们中间便有老朋友、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。方志纯和赵丹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，了解赵丹被“新疆王”盛世才关押数年的历史。赵丹为此事在“文革”中被打成“叛徒”而备受折磨，致使“文革”结束后也没有结论。方志纯听说他还因此事没有落实政策，不由一拍桌子说：
“笑话！你们入狱的5个人里若有一个人带了组织关系，我们当时就能保你们出狱。‘文革’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，你怎么当的叛徒？他们不理你，我请你到江西去。”[4]
另一处是关于赵丹对“政治问题”的态度：
这批材料（指“文革”期间赵丹的交代材料）是“文革”后发还的。“文革”后给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签字。运动复查组曾找他来签字，上面写着“属人民内部矛盾，说了些错话，做了些错事”等等。他一看就火了，说：“你们说哪句是错话，哪件是错事？立案是为定叛徒罪，结论是根本不能立案。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，我不签。”来人说：“已经是内部矛盾了，你就签了吧，将来使用起来，还是要查档案的……”
赵丹猛地一拍桌子：“谁查我档案才使用我？我会让他使用？！”
我也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为他的叛徒立案，运动结论里应该有这个内容。你们先拿回去，以后再说。”
来人说：“你要不签，别人怎么使用？我们要积极落实政策。”
事情弄僵了，赵丹补了一句：“我不是针对你们。复查政策应准确。我不是针对你们。”
他们走后，赵丹又嘀咕开了。他说：“我这样发脾气，他们还会整我。”晚上他老叹气，做噩梦，说梦见奇形怪状的孩子跟前跟后地追他，是“犯小人”，担心不放过他。他问我说：“是不是还是签了？”我劝他：“忘了它！找你再说。”“忘了它！”从此成为我们家传的口头禅。我们不是史学家、政治家，我们怎能弄清楚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等悲剧。我们只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，和老百姓一样，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也总得过下去。他说：“要是关在里面，有这个结论也就签了。”他老是这样，一下子发火，然后又会嘀咕。
赵丹的交代材料拿回来，是在他去世之后。过了一些日子，上影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来找我，说：“复查组重新讨论了，结论也重新写了。”我一看，大意是：“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翻。”他们要我签字，我说我不能签。后来，我就让他们把交代材料留下，但没有在结论上签字，这就是说，赵丹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最后结论。赵丹逝世后，我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《人民了解他》。我心想，有没有结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他留下了银幕上的形象，够了。[5]
从上述材料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虽然春天已经来临，但“文革”留下的阴影仍然存在着。
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，赵丹从绘画中寻找乐趣。他结实了富华、陆俨少两位画师，经常创作中国画，将晚年绘画作为他主要的艺术活动。画作中常有其真情的流露，在一幅白芍的画上，赵丹题诗：
一生多蹉跎，
老来复坎坷，
不羡大富贵，
泼墨写白芍。[6]
但是，绘画并不能消去他的痛苦。陈丹青说过这样一件事：“听沪上去过他（赵丹）家的人说，那些年他整日趴在地上玩笔墨，来客夸好，他忽然吼道：‘我是演员！我是演员！’同时眼泪就流下来。”[7]
他也写作，撰写《银幕形象创造》、《地狱之门》二书，前书凝结了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心血，后书是他苦与欢的人生回忆。
他苦着。他为自己一辈子追求艺术却屡遭沉痛打击的血泪奋斗史而痛苦。他曾这样自述：“我自己一生说来也怪有意思，为了追求朦胧的所谓‘中国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’，一共坐了两次‘班房’。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想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学习斯坦尼体系，途经新疆时被当地军阀盛世才关了5年。解放后，我仍然念念不忘为建立‘中国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’日夜奋劳，结果又一次被‘四人帮’投进牢房，关了整整五年零三个月。为此我感慨万分，作了一首打油诗，自我嘲讽：‘大起大落有奇福，两度囹圄鬓尚乌。酸甜苦辣极变化，地狱天堂索艺珠’。”[8]
他也乐着。他愿意将苦留在心里咀嚼，而将欢乐带给大家。所以，在许多人眼中，赵丹仍然是“快乐的阿丹”、“永远是快乐的阿丹”。他诙谐、洒脱、至情、至性、至善、至真……
赵丹的梦并没有结束，他还想与女儿赵青好好讨论，再写一本《赵氏体系》，他还想有生之年能再次回到银幕。
机会终于来了。1980年，中、日两国合拍故事片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，影片中的主角——中国棋王况易山，准备请赵丹饰演。只是，赵丹却因胃疼，正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治疗。疼痛虽然越来越加重，赵丹却只想尽快出院，眼中闪着泪光，诚恳地对医生说：“我是个演员，可是将近十五年没上银幕了。近年来，想拍的电影也不能如愿。唉，我阿丹命苦啊！我别无他求，只希望快点检查，没什么大病就早点出院，再去拍几部电影……”[9]当北京电影制厂邀请赵丹出演况易山的电报到达赵丹手中时，赵丹马上就要出院。与医生的对话中，赵丹感觉到自己可能患上了癌症，他问：“我是不是生癌了？”接着又毅然地说：“如果能手术赶紧给我手术，如果不能手术，我现在立刻出院，我想拍完这部片子。”[10]
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赵丹被转送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治疗。然而，癌症病魔无情地吞噬着赵丹，他最终没能出院。昏迷中，他似乎仍然在琢磨着电影角色，说着台词。清醒的时候，赵丹会思考一些关于中国文艺的大事。他仍然关注着中国文艺界的动向，他愿意在弥留之际，向世人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。
10月初，中央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胡乔木去医院探望赵丹，赵丹就文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，倾吐着自己的肺腑之言，并让黄宗英做了记录。胡乔木频频点头，临别前还要黄宗英将这些意见整理成文，以便发表。
黄宗英将整理好的文章迅速交到《人民日报》袁鹰手中。1980年10月8日，著名的“赵丹遗文”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第五版上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。全文如下：
管得太具体，文艺没希望
《人民日报》正开展“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，把文艺事业搞活”的讨论。看到“改善”、“搞活”的标题，颇喜；看到“编者按”中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，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，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”，又忧心忡忡了。我不知道“编者按”中“我们”的范围有多广。我只知道，我们有些艺术家——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、不屈不挠的艺术家。一听到要“加强党的领导”，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。因为，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，每一次加强，就多一次大折腾，横加干涉，直至“全面专政”。记忆犹新，犹有特殊的感受。以后可别那样“加强”了。
我认为：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，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，具体地说，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“双百”方针。
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，党究竟要不要领导？党到底怎么领导！
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，党领导农业政策、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；但是，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、怎么做板凳、怎么裁裤子、怎么炒菜，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、演员怎么演戏。文艺，是文艺家自己的事，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，文艺就没有希望，就完蛋了。“四人帮”管文艺最具体，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、一个补丁都管，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，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？！
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？鲁迅、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？党叫写啥才写啥？！那么，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？生活、斗争——历史的进程，产生一定的文化、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、理论家，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从文艺的风骨——哲学观来说，并不是哪个党、哪个派、哪级组织、哪个支部管得了的。非要管得那么具体，就是自找麻烦，吃力不讨好，就是祸害文艺。
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，都说自己“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，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”，仿佛为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。否则，建国三十年了，五四新文化运动六十年了，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，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、区、县、公社、厂矿，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，才放心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！尤其，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、权力又高度集中时。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过程中，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，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。因为一转化为内行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？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，内行也追之不及，表现费力，再加上干扰重重，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，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。
各文学艺术协会，各文学艺术团体，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？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？我看要认真想一想、议一议。我认为不要为好。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，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，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。
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，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。“体制”二字，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。后来渐渐发现，我们懒得管“体制”，“体制”可死命管住我们，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。
试问，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，像我国这般，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？咱们这社会，不兴说谁养活谁，因为除农民和青年（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）外，总算各有“铁饭碗”一只。但是，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？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。可是，如今那么多“游泳健将”都挤到一个“游泳池”里，就只能“插蜡烛”了。每一位“领导艺术”的干部，为了忠于职守，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，各有一套见解，难于求得统一。像拍摄《鲁迅》这样的影片吧，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，胡须留了又剃，剃了又留，历时二十年了，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，三五部风格不同、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《鲁迅》也该拍得出来，如今，竟然连“楼梯响”也微弱了。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，《鲁迅》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，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。
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，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！可以评论、可以批评、可以鼓励、可以叫好。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，文艺是不受限制、也限制不了的。
习惯，不是真理。陋习，更不能尊为铁板钉钉的制度。层层把关、审查审不出好作品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：电影问题，每有争论，我都犯瘾要发言。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。对我，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只觉得絮叨得够了，究竟有什么作用……
80年9月于病床上
“赵丹遗文”得到巴金、冰心、夏衍、曹禺等许多文化名家的大力支持和赞扬。巴金在《随想录》中写道：“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，想说而说不出的话。可能他讲得晚了些，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。我提倡讲真话，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。”曹禺则称赞：“赵丹同志的遗文，虽然仅限于文艺，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，广阔的。”[11]
然而，此遗言也受到某些人的批评，“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，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，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”。[12]
为平息争议，金山还写了一篇“转弯”的文章。
袁鹰也对“赵丹遗文”做过深刻的思考，他写《送赵丹远行》，提及“遗文”时说：“他用最后的心血，向党和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！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、不周到、甚至有偏颇处，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。但要知道，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！就像宗英说的：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，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。‘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’。亲爱的党，伟大的人民，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。”[13]
“遗文”发表后的第一天，《赵丹书画展》在淮海公园揭幕，共展出69件留沪作品。参观者多达八千余人，盛况空前。当晚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《赵丹书画展》在沪开幕的消息，赵丹听到了，他微微地笑了，笑容中有泪光闪烁。
可是，他仍有无尽的遗憾呀。他喃喃地说：“我不愿意老躺在病床上啊！我只希望在电影摄像机前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，然后含笑而死！”他感觉到死神已来到他的身边，于是断断续续地向黄宗英说出自己最后的遗言：
“人活着或是死了，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。艺术家在任何时候要给人以美、以真、以幸福。”[14]
次日，也就是1980年10月10日凌晨两点四十分，赵丹告别人世，享年65岁。 著名艺术家赵丹，解放前就是世人熟知的电影明星，他在《十字街头》、《马路天使》等影片中塑造的人物形象，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。解放后，他所拍摄的《乌鸦与麻雀》，在周恩来的亲自提议下获金质奖章，以他为主角的《武训传》更是迅速风靡全国，引起热烈的反响。然而，随着毛泽东发动对《武训传》的大批判所导致的风云突变，赵丹的艺术生命也迅速一落千丈。他受到了批判，自1965年拍完影片《烈火中永生》之后，他失去了拍摄电影的权利。“文革”中，赵丹被长期关押，遭到非人的摧残，几乎被整死。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中国面貌大变，赵丹终于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。他兴奋之至，认为自己可以再回到痴爱着的电影屏幕上，可以塑造周恩来、闻一多、鲁迅等一系列光辉的人物形象了，可以自编自导将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搬上银幕了。可是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直至1980年病逝，他始终没有拍过电影，这成为他最大的心病。
病床上，赵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，变得面容枯槁，连说话都非常困难。可是，他内心的痛苦和遗憾却与日俱增，他有许多话想说出来，他有许多困惑想要解开。
为什么“最有能力、最有条件演周总理”的他，却最终在影片正式开拍前被别人替代？
赵丹痛苦地回忆着。
当时，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《大河奔流》，赵丹被邀扮演周恩来。他高兴坏了，对家人说：“把周总理的形象搬上银幕，全国就数我最有条件。和周总理经常接触，我太熟悉他了。我演周总理，不仅形似，更重要的是能神似！因为我和周总理是老朋友了，我最有资格演他。”[1]这是周恩来的艺术形象第一次上银幕，赵丹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其中，没日没夜地研究周总理的文献资料，从自己的记忆以及周总理的记录片中揣摩周的一言一笑，他还不惜整容，在大夫的帮助下把鹅蛋脸变成周总理的方脸……试拍一些镜头后，人们惊呼：“周总理又活了！”可是，影片就要正式开拍了，赵丹却接到不让他扮演周总理的通知。他气疯了，找电影制片厂的领导，甚至找文化部的领导理论……然而都无济于事。最让赵丹怒火中烧的是，有谣言称：“旧社会时，赵丹与江青就有关系……”[2]这本是无中生有的谣言，可是有的领导竟因为这一谣言而认为赵丹不适合演周总理。
……
想到这些，赵丹真是百感交集。他的思绪又回到拍摄《闻一多》的往事当中。
妻子黄宗英为减少赵丹的苦痛，开始动笔写《闻一多》电影剧本。剧本写完后，赵丹的好友、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为一准备拍摄，并决定请赵丹主演。演好闻一多，这也是赵丹的一大夙愿，早在1955年他就出演过一个闻一多式的知识分子，但由于框框限制，他并不满意。这一次总算又有机会了。他再次得到心灵的寄托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角色的揣摩当中。他还特地到天津采访闻一多的夫人及长子，并与闻一多长子闻立鹤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闻立鹤真切地希望赵丹能出演自己的父亲，也相信赵丹一定能演好的（这一事实，系闻立鹤女儿高晓红对笔者所讲）。可是，又是因为某种原因，这一电影也下马了。黄宗英为此痛心：“啊，一个电影艺术家，想演个戏怎么这样难呀！一次次渴望，竟都成了泡影，成了失望。遗憾，多么痛心的遗憾啊！”[3]赵丹的痛苦不言而喻。
……
还有鲁迅，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，赵丹的胡须留了又剃，剃了又留，20年了，他却始终无法实现这一愿望。这对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赵丹，内心真是有无限的痛苦。他一生拍过40部电影，参演过50多台话剧，可是，正当他的艺术经验积累到最丰富的时候，他本以为可以拍出最好、最美的作品的时候，却由于种种框框架架，失去了一次次的机会。
当然，除了框框架架成为障碍外，赵丹无法再上银幕，似乎还有深层的原因，即所谓的“政治原因”。在李辉的文章中，笔者注意到两处黄宗英的回忆。
一处是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赵丹仍被冷落的情况：
迟迟不得平反并受到冷落的赵丹，这时家里来了几位来自江西的客人，他们中间便有老朋友、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。方志纯和赵丹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，了解赵丹被“新疆王”盛世才关押数年的历史。赵丹为此事在“文革”中被打成“叛徒”而备受折磨，致使“文革”结束后也没有结论。方志纯听说他还因此事没有落实政策，不由一拍桌子说：
“笑话！你们入狱的5个人里若有一个人带了组织关系，我们当时就能保你们出狱。‘文革’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，你怎么当的叛徒？他们不理你，我请你到江西去。”[4]
另一处是关于赵丹对“政治问题”的态度：
这批材料（指“文革”期间赵丹的交代材料）是“文革”后发还的。“文革”后给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签字。运动复查组曾找他来签字，上面写着“属人民内部矛盾，说了些错话，做了些错事”等等。他一看就火了，说：“你们说哪句是错话，哪件是错事？立案是为定叛徒罪，结论是根本不能立案。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，我不签。”来人说：“已经是内部矛盾了，你就签了吧，将来使用起来，还是要查档案的……”
赵丹猛地一拍桌子：“谁查我档案才使用我？我会让他使用？！”
我也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为他的叛徒立案，运动结论里应该有这个内容。你们先拿回去，以后再说。”
来人说：“你要不签，别人怎么使用？我们要积极落实政策。”
事情弄僵了，赵丹补了一句：“我不是针对你们。复查政策应准确。我不是针对你们。”
他们走后，赵丹又嘀咕开了。他说：“我这样发脾气，他们还会整我。”晚上他老叹气，做噩梦，说梦见奇形怪状的孩子跟前跟后地追他，是“犯小人”，担心不放过他。他问我说：“是不是还是签了？”我劝他：“忘了它！找你再说。”“忘了它！”从此成为我们家传的口头禅。我们不是史学家、政治家，我们怎能弄清楚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等悲剧。我们只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，和老百姓一样，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也总得过下去。他说：“要是关在里面，有这个结论也就签了。”他老是这样，一下子发火，然后又会嘀咕。
赵丹的交代材料拿回来，是在他去世之后。过了一些日子，上影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来找我，说：“复查组重新讨论了，结论也重新写了。”我一看，大意是：“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翻。”他们要我签字，我说我不能签。后来，我就让他们把交代材料留下，但没有在结论上签字，这就是说，赵丹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最后结论。赵丹逝世后，我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《人民了解他》。我心想，有没有结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他留下了银幕上的形象，够了。[5]
从上述材料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虽然春天已经来临，但“文革”留下的阴影仍然存在着。
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，赵丹从绘画中寻找乐趣。他结实了富华、陆俨少两位画师，经常创作中国画，将晚年绘画作为他主要的艺术活动。画作中常有其真情的流露，在一幅白芍的画上，赵丹题诗：
一生多蹉跎，
老来复坎坷，
不羡大富贵，
泼墨写白芍。[6]
但是，绘画并不能消去他的痛苦。陈丹青说过这样一件事：“听沪上去过他（赵丹）家的人说，那些年他整日趴在地上玩笔墨，来客夸好，他忽然吼道：‘我是演员！我是演员！’同时眼泪就流下来。”[7]
他也写作，撰写《银幕形象创造》、《地狱之门》二书，前书凝结了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心血，后书是他苦与欢的人生回忆。
他苦着。他为自己一辈子追求艺术却屡遭沉痛打击的血泪奋斗史而痛苦。他曾这样自述：“我自己一生说来也怪有意思，为了追求朦胧的所谓‘中国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’，一共坐了两次‘班房’。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想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学习斯坦尼体系，途经新疆时被当地军阀盛世才关了5年。解放后，我仍然念念不忘为建立‘中国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’日夜奋劳，结果又一次被‘四人帮’投进牢房，关了整整五年零三个月。为此我感慨万分，作了一首打油诗，自我嘲讽：‘大起大落有奇福，两度囹圄鬓尚乌。酸甜苦辣极变化，地狱天堂索艺珠’。”[8]
他也乐着。他愿意将苦留在心里咀嚼，而将欢乐带给大家。所以，在许多人眼中，赵丹仍然是“快乐的阿丹”、“永远是快乐的阿丹”。他诙谐、洒脱、至情、至性、至善、至真……
赵丹的梦并没有结束，他还想与女儿赵青好好讨论，再写一本《赵氏体系》，他还想有生之年能再次回到银幕。
机会终于来了。1980年，中、日两国合拍故事片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，影片中的主角——中国棋王况易山，准备请赵丹饰演。只是，赵丹却因胃疼，正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治疗。疼痛虽然越来越加重，赵丹却只想尽快出院，眼中闪着泪光，诚恳地对医生说：“我是个演员，可是将近十五年没上银幕了。近年来，想拍的电影也不能如愿。唉，我阿丹命苦啊！我别无他求，只希望快点检查，没什么大病就早点出院，再去拍几部电影……”[9]当北京电影制厂邀请赵丹出演况易山的电报到达赵丹手中时，赵丹马上就要出院。与医生的对话中，赵丹感觉到自己可能患上了癌症，他问：“我是不是生癌了？”接着又毅然地说：“如果能手术赶紧给我手术，如果不能手术，我现在立刻出院，我想拍完这部片子。”[10]
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赵丹被转送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治疗。然而，癌症病魔无情地吞噬着赵丹，他最终没能出院。昏迷中，他似乎仍然在琢磨着电影角色，说着台词。清醒的时候，赵丹会思考一些关于中国文艺的大事。他仍然关注着中国文艺界的动向，他愿意在弥留之际，向世人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。
10月初，中央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胡乔木去医院探望赵丹，赵丹就文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，倾吐着自己的肺腑之言，并让黄宗英做了记录。胡乔木频频点头，临别前还要黄宗英将这些意见整理成文，以便发表。
黄宗英将整理好的文章迅速交到《人民日报》袁鹰手中。1980年10月8日，著名的“赵丹遗文”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第五版上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。全文如下：
管得太具体，文艺没希望
《人民日报》正开展“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，把文艺事业搞活”的讨论。看到“改善”、“搞活”的标题，颇喜；看到“编者按”中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，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，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”，又忧心忡忡了。我不知道“编者按”中“我们”的范围有多广。我只知道，我们有些艺术家——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、不屈不挠的艺术家。一听到要“加强党的领导”，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。因为，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，每一次加强，就多一次大折腾，横加干涉，直至“全面专政”。记忆犹新，犹有特殊的感受。以后可别那样“加强”了。
我认为：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，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，具体地说，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“双百”方针。
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，党究竟要不要领导？党到底怎么领导！
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，党领导农业政策、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；但是，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、怎么做板凳、怎么裁裤子、怎么炒菜，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、演员怎么演戏。文艺，是文艺家自己的事，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，文艺就没有希望，就完蛋了。“四人帮”管文艺最具体，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、一个补丁都管，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，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？！
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？鲁迅、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？党叫写啥才写啥？！那么，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？生活、斗争——历史的进程，产生一定的文化、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、理论家，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从文艺的风骨——哲学观来说，并不是哪个党、哪个派、哪级组织、哪个支部管得了的。非要管得那么具体，就是自找麻烦，吃力不讨好，就是祸害文艺。
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，都说自己“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，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”，仿佛为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。否则，建国三十年了，五四新文化运动六十年了，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，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、区、县、公社、厂矿，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，才放心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！尤其，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、权力又高度集中时。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过程中，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，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。因为一转化为内行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？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，内行也追之不及，表现费力，再加上干扰重重，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，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。
各文学艺术协会，各文学艺术团体，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？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？我看要认真想一想、议一议。我认为不要为好。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，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，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。
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，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。“体制”二字，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。后来渐渐发现，我们懒得管“体制”，“体制”可死命管住我们，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。
试问，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，像我国这般，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？咱们这社会，不兴说谁养活谁，因为除农民和青年（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）外，总算各有“铁饭碗”一只。但是，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？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。可是，如今那么多“游泳健将”都挤到一个“游泳池”里，就只能“插蜡烛”了。每一位“领导艺术”的干部，为了忠于职守，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，各有一套见解，难于求得统一。像拍摄《鲁迅》这样的影片吧，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，胡须留了又剃，剃了又留，历时二十年了，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，三五部风格不同、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《鲁迅》也该拍得出来，如今，竟然连“楼梯响”也微弱了。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，《鲁迅》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，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。
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，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！可以评论、可以批评、可以鼓励、可以叫好。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，文艺是不受限制、也限制不了的。
习惯，不是真理。陋习，更不能尊为铁板钉钉的制度。层层把关、审查审不出好作品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：电影问题，每有争论，我都犯瘾要发言。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。对我，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只觉得絮叨得够了，究竟有什么作用……
80年9月于病床上
“赵丹遗文”得到巴金、冰心、夏衍、曹禺等许多文化名家的大力支持和赞扬。巴金在《随想录》中写道：“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，想说而说不出的话。可能他讲得晚了些，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。我提倡讲真话，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。”曹禺则称赞：“赵丹同志的遗文，虽然仅限于文艺，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，广阔的。”[11]
然而，此遗言也受到某些人的批评，“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，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，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”。[12]
为平息争议，金山还写了一篇“转弯”的文章。
袁鹰也对“赵丹遗文”做过深刻的思考，他写《送赵丹远行》，提及“遗文”时说：“他用最后的心血，向党和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！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、不周到、甚至有偏颇处，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。但要知道，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！就像宗英说的：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，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。‘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’。亲爱的党，伟大的人民，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。”[13]
“遗文”发表后的第一天，《赵丹书画展》在淮海公园揭幕，共展出69件留沪作品。参观者多达八千余人，盛况空前。当晚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《赵丹书画展》在沪开幕的消息，赵丹听到了，他微微地笑了，笑容中有泪光闪烁。
可是，他仍有无尽的遗憾呀。他喃喃地说：“我不愿意老躺在病床上啊！我只希望在电影摄像机前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，然后含笑而死！”他感觉到死神已来到他的身边，于是断断续续地向黄宗英说出自己最后的遗言：
“人活着或是死了，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。艺术家在任何时候要给人以美、以真、以幸福。”[14]
次日，也就是1980年10月10日凌晨两点四十分，赵丹告别人世，享年65岁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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